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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1819年他变成全聋，这无疑完全剥脱了他指挥和演出权。就是日常的沟通，也显得非常的吃力。贝多芬从1818年起需要“谈话册”（才能与人“交谈”。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多贝多芬的话语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其为人的重要资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期间贝多芬无所作为。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他写了一部《荣耀时刻》的大型康塔塔和一部名为《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旅程》的合唱作品。
后者的歌词取自于歌德，并且题献与歌德。但诗人即使收到了贝多芬的一份手稿和一封后续的信，也没有作出回复。1818年，贝多芬写下了《槌子键钢琴奏鸣曲》（第29号），标志着他新一轮创作的开始。度过危机之后的贝多芬，作品的精神面貌随之一变。作品显得内向反思、深邃，例如其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和三首钢琴奏鸣曲（30、31和32），而作品规模变得更宏大，如《**弥撒》和《第九交响曲》。
他有意模糊分界线而获得持续性，具体表现在乐章内引子与快板的相互渗透，有时引子本身成为了快板的一部分。乐章之间相互交叉。同时他又在试验新的音响效果。有评论家认为，晚期的贝多芬并不注重作品是否谐美，是否可行，一切都要遵从他的构思，并归咎于其耳聋。贝多芬的学生车尔尼的话就是例证：贝多芬的第三种风格起始于他逐渐耳聋的时期，这导致他最后三部钢琴奏鸣曲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许多不谐调的和音。
贝多芬的《**弥撒》是宗教音乐杰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两种针锋相对意见之间的界限。1819年，贝多芬的学生兼赞助人鲁道夫大公爵被封为奥洛穆茨大主教。贝多芬献给了后者很多作品，包括第4、5号钢琴协奏曲、《槌子键钢琴奏鸣曲》，还有《b大调“大公”三重奏》。在1818年，贝多芬就开始为他的登位创作《**弥撒》。
但是这部作品要等到4年之后，才交到鲁道夫手上。首演则要到1824年4月7日，而且是在圣彼得堡，稿件是由贝多芬的一位贵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的。而在贝多芬生前，维也纳只上演了其中的三段，而且不是在教堂场合，而是与《第九交响曲》一起的音乐会场合。贝多芬开始的时候并没打算出版《**弥撒》，而是将之献给欧洲各大皇室。
普鲁士国王、沙皇、法国和丹麦的国王都认购了一份。路易十八1824年还制了一枚贝多芬金币送给他。根据辛德勒的描述，贝多芬虽然并没因这枚金币有多大的好转，但是却深深以此金币为荣。但到了1827年4月，《**弥撒》还是出版了。全欧洲各音乐中心**抄本数达200份以上。对作品的这种热烈反响，可以看出当时欧洲对该类型作品的诉求。
但开始时作品的上演的次数不多，就算难得有一次，也是节选。直到19世纪中，《**弥撒》的演出才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但很少是出自宗教场合，而是音乐会形式居多。其实作品自诞生起，已受到多方赞誉。而贝多芬多次在谈话和信中提到，《**弥撒》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而辛德勒则写道：从创作一开始，他（贝多芬）就一脱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认，此前与此后我都再没见过贝多芬显出1819年时这般超凡脱俗之气。
全曲除了《慈悲经》使用希腊语外，其他篇章用的是拉丁语。这部弥撒较之以1807年的《c大调弥撒》显得更宏大。而贝多芬对歌词的处理显得非常特别。在《信经》中，当音乐进行到歌词“从天堂降临”时，乐声下沉。而在“飞入天堂”处则显得神采飞扬。“化为肉身”一句来临时，音乐又显出神秘的色彩。《圣哉经》里的独奏小提琴如此轻灵飘逸，仿似天使走过。《**弥撒》的题词“生于心，而又念向于心。”也成为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铭言。
伦敦爱乐协会委托贝多芬为之创作两首交响曲，并前往指挥。他虽然回信答应1818年1月会完成，但是贝多芬不同意协会开出的条款，计划因此落空。但是这份委托却把他重新拉回到交响乐的创作中。他为这个计划写好了第一、第二乐章。
但直到1822年，他才真正重视这部《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此时他还有《**弥撒》写作在身。交响曲大部分都是在1822到1824年完成的。其实贝多芬最晚在1793年，就有为席勒1785年的《欢乐颂》谱曲的打算。而在1808年那场传奇的音乐会上首演的《合唱幻想曲》，其变奏部分则已隐约露出“欢乐”的主题。
但他将诗篇与交响曲联系在一起却是1822年的事。本来他只打算为这首交响曲写一个器乐结尾（这个器乐版本的素材就用在他的弦乐四重奏里面）。但好像连他自己对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都感到不安。就是在交响曲首演之后，贝多芬还自问，究竟为交响曲加一个合唱的终乐章对不对。
1822年爱乐协会再一次联系贝多芬，并为后者提供50镑，等于是购买一首交响曲的专属权。贝多芬勉强接受。他在1824年4月完成该交响曲，并且将一份手稿寄往协会，并写上“为伦敦爱乐协会而作”。但很明显，贝多芬对这个“专属权”的理解是英格兰的专属，所以他让交响曲在5月7日在维也纳卡特纳托剧院首演，由米雪埃·翁劳夫指挥。贝多芬则坐在舞台上，在每个乐章开篇时给出节奏速度方面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