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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河剧院外墙的牌板，记载贝多芬曾于1803年及1804年住在维也纳剧院，他在此进行了歌剧、第三交响曲与克罗采协奏曲的创作，而费岱里奥与其他作品也曾在此首演。1808年12月22日，在维也纳河剧院里的听众经历了一场意义非常的音乐会。音乐会长达4小时，曲目全部是贝多芬的作品：开场先是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再是c大调弥撒里面的咏叹调，然后是《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紧接着是《c小调第五交响曲》，还有《合唱幻想曲》。
这里上演的几首曲目都是贝多芬曲谱里有分量的作品。好几部作品在同一晚上首演是贝多芬多管齐下的创作习惯造成。两首交响曲都是献给约瑟夫·罗伯克维兹王子和安德雷·拉祖莫夫斯基公爵的。评论家在当晚听过《第五交响曲》之后，并没做太多的评论。
一年半之后，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音乐杂志—莱比锡《综合音乐报》里，作家兼乐评人e.t.a.霍夫曼在这部作品再次上演之后用浪漫的笔法给了如下的评价：强光射穿这个地区的夜幕，同时我们感到了一个徘徊着的巨大暗影，降临到我们头上并摧毁了我们内心的一切，除了无尽渴望所带来的痛——在这种渴望中，本来在欢腾呼声中燃起的那份喜悦倒下逝去。
命运交响曲的“命运”动机交响曲的主导c小调再一次在贝多芬手下表现了强烈的情感挣扎，其强大的张力和绵密不透风的紧张节奏，让人想起贝多芬在1807年为科林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歌剧而创作的的暴风骤雨式的《科里奥兰》序曲。整部交响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前三个乐章压抑，到了第四乐章方见光明。第一乐章的前八个音符是如此引人注目。
据说贝多芬曾说过，那是“命运的敲门声”。交响曲“命运”之名由此而来。而自此之后，前四个音符几乎成了贝多芬的代名词。凝练简凑而又严峻凌厉，颇有概括贝多芬本人性格经历的含义。1808年的贝多芬进一步失聪。这很能让人想起贝多芬在1801年写给一位医生的信内所说的“我要向我的命运挑战。”命运一词并非正式标题，与在日本和中国出品的不同，欧美的《第五交响曲》唱片，都不会表明“命运”这一标题。
《命运交响曲》非常清晰明确地促使听众置身处地的去感受作曲者本人的情绪心境，这种互动，之前海顿莫扎特都没做到的。1830年歌德在听过孟德尔颂为他用钢琴演奏过此曲之后，说道音乐太“狂野”。而柏辽兹则对这首在法国被上演得最多的交响曲说道：在交响曲中他叙述了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自己隐蔽的痛苦、郁积的愤怒，充满伤心绝望的梦想、夜色底下的视像，还有激情的爆发。
贝多芬热爱大自然是人所皆知的。身住维也纳的他，每年夏季都要到一处乡间或疗养地暂住和散步。他正好利用散步的时机来进行创作，一次他跟一位朋友在海立根兹塔郊区散步时说：就在这儿我写下了溪边的景色，而在那边，黄鹂、鹌鹑、夜莺、杜鹃则在树梢上和我一起写作。
他的这些话都印证在《第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溪畔”中，那是音乐史里一个牧歌般的诗情画意篇章。贝多芬可能在创作《第六交响曲》时借鉴了前人加斯丁·海恩里希·奈西特的标题交响曲《自然的一音乐肖像》。和前者一样，贝多芬不但亲自将交响曲题为《田园》，而且还为每个乐章加上标题。
但他对标题做了如下评论：“所有知道乡间生活的人都不必借助标题，就能明白曲中意思。而且他说，交响曲“绘情多于绘景”。不错，第五乐章那种感恩圣洁的情感流露往往使人感动不已，而其中的博大胸怀也只有细细聆听方能至真感悟。
贝多芬这种为交响曲乃至各乐章加标题的做法虽不是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可肯定是最有名的例子之一。自此以后，标题音乐便蓬勃发展起来，佳作连连，如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李斯特的交响诗、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交响套曲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相比起绝对音乐，标题音乐还是少数。但是不能否认，文字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使之更具形象性。
1809年贝多芬给了世人最后一首编号的钢琴协奏曲，第五号《皇帝》。该协奏曲在出版时只标明了“大型协奏曲”，而“皇帝”一名可能是出自协奏曲宏大辉煌的结构色彩，而为协奏曲之首。协奏曲与当时流行的军队协奏曲不无联系。催人向上的第一乐章，柔情款款的第二乐章加上富丽流畅的终乐章，使之成为唱片时代演奏家争相灌录的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