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怎么样，灰溜溜走了呗。”
“你可真行，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啊！”达伟一直视韩伟为自己的老大哥，觉得自己跟韩伟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飞着，一个在地上趴着。
“不把劲努圆还能行？我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干掉他的！不过我抓住了他的七寸。”
“什么七寸？”白伟问。
“就是下盘呗，他的薄弱环节。”
“人狂无好事，狗狂挨砖头。”韩新枝在纸上刺刺拉拉划了几下，嘟囔了一句，只有我听见了。
韩新枝这个人说话，经常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哎，我看她快成瘟神了。
中午饭，我通常都是在姥姥家吃。姥姥姥爷住的是平房，不大的院子里三家人杂居，共用一个旱厕。姥姥姥爷住堂屋，另外两家人分居两侧的厢房，旱厕在堂屋边上。中国人的故事里，永远缺不了院子，“院和宁，家和兴”已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情结，院子，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物理的空间，更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我们真挚淳朴的情感记忆。
姥爷坐在房门口的屋檐下打苍蝇，苍蝇拍的拍柄上接着一根长长的竹棍，这让坐着马扎的姥爷不用动窝便能消灭两米以外的苍蝇。苍蝇作为四害之一，是我们坚决要消灭的对象，居委会要求把苍蝇尸体用火柴盒装起来，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项任务，和老鼠尾巴一样，定期上交。
苍蝇的虫类繁多，常见的有饭蝇和绿头蝇，饭蝇个头小，绿头蝇个头大。
姥姥在屋檐下盘起来的灶上做饭，一双“解放脚”在乌黑的灶前停停走走。8岁时，姥姥的母亲强迫她裹脚，12岁时，听到“放脚”的消息后便不再裹脚，但两只脚已经变形，寻找一双合适的鞋子成了她最大的烦恼。
“姥爷，姥姥。”我叫一声，咕咚咕咚喝下一肚子凉白开。凉白开盛在一个天蓝色的洋瓷水壶里面，洋瓷水壶放在厨房土灶旁的水缸盖上。
“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姥姥胼手胝足地操劳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女子孙吃饱穿暖。
吃完姥姥擀的鸡蛋臊子面，姥爷“安顿”好自己的假牙，照例午睡，一把一把的鼾声，像拉着风箱。
姥姥没有午睡的习惯，喜欢在午饭后喝一杯酽茶。
“这周轮到我们值日，你给写个值日牌吧。”姥姥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了几口茶。
姥姥手里拿着一个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一根尼龙绳穿过木牌顶端的窟窿眼，打了一个活结，垂头丧气地耷拉着。院子里的三家人轮流值日，一家人一周，负责打扫院落，开关院门。
“姥姥，有笔吗？”
“我不识字，哪里有笔啊？”
姥姥是五姐弟中的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四个弟弟都上过初中，有文化，唯独这个姐姐整日与针线茶饭为伍，没有上过一天学。
“马老师家有粉笔，我记得放在她家厨房门口的筐里。”马老师是永昌路小学的退休教师，教语文，是院子里最有文化的人。
“马老师睡了。”
“我去拿，不就是半根粉笔嘛。”
马老师家的厨房在她家屋子的正对面，他家的屋子挂着竹帘。竹帘是家家户户一到夏天都使用的物件，粗竹篾用小绳编好，纵向四道，两头留出寸许，中间均分，隔着竹帘远观，影影绰绰地见人见物，贴近看虽隔着也几乎什么都可以看清。马老师家的竹帘两边还缝上厚蓝布，禁脏耐用不扎手。
我刚一伸手，就听见马老师在屋子里的咳嗽声，随之一只手从屋内掀开竹帘。
“谁在我筐里踅摸东西啊？”
我的头嗡地一下就木了，怔了许久说：
“是我，马奶奶，我找半根粉笔，给姥姥写值日牌，看您还睡着，就没打搅您。”</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