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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向对特留尼西特厌恶至极的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杨威利上将，却有着和市民们略有不同的见解。他对特留尼西特的感觉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毫发无伤的男人”。这是杨个人的看法，或许这种评价有过之或不及之处，但是，目前特留尼西特背叛了市民对他短暂的期待，招致众人的失望和反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如此，当初将特留尼西特奉为政界的希望之星，对他的政纲大加赞赏以拉拢选民的商业新闻传播媒界仍坚持“不是议长个人的责任，所有的市民都有责任同时要有自觉”的说法，赦免了最高权力者的罪行，采取了分散责任并掩饰其行踪不明的方法，反将批评的箭头指向了“对政府欠缺协助意愿，一味自私地主张享有权利”的市民头上……
国防委员长华尔特·爱朗兹在升平时代只不过是优布·特留尼西特手下的小喽罗罢了，而且还未必是一个深受信任和重视的手下，特留尼西特之所以让他坐上国防委员长的位置，是因为当初同盟的建国者们因担心会出现独裁者而立法管制，禁止评议会议长兼任各委员会的委员长之故。然而，事实就如人们背后的议论一般，“表面上是爱朗兹委员长，实质上是特留尼西特议长”，他只不过是特留尼西特政府当局和军部之间的联络人罢了。他从未发表过个人的见解及政策，人们视他为特留尼西特和军需企业群之间紧密结合着的金钱、权力输送带上获得些许利益的三流政客，而他自己对这种评价也甘之如饴。
可是自从帝国军闪电入侵费沙之后，这个看似已屹立不摇的评价，似乎有了大规模修正的必要。当优布·特留尼西特发挥其为后世人所不耻痛骂的不负责任，一头栽进他自己的保身乐园之后，叱责狼狈不已的同事们，独力领导内阁会议，不断采取各种政治层面的紧急措施，防止同盟政府自乱阵脚的便是他——华尔特·爱朗兹。过了五十岁大半，第一次坐上内阁主席位子的他，在面对难关时，看来却仿佛年轻了十岁以上，他挺直了腰杆，皮肤泛出了光泽，步伐强而有力——虽然失去的头发不可能再长出来。
“把战斗的指挥权委交给那些穿军服的专家，我们必须做的决定是，要投降还是抗战？也就是说，我们要决定国家的行进方向，明示给大众，让军部协助我们。如果我们一味地自乱阵脚，逃避该承担的责任，事态就会失去控制，演变为最前线的军人主导，经过大量而无益的流血之后，或许整个国家组织就会在一片混乱中瓦解，这同时也意味着民主政治的自杀。我们绝对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环顾当场，由于还没有一个人主张投降，于是国防委员长改变了议题。
“那么，大家都决定要抗战了，这里也有两个选择：和侵略者誓死作战一直到同盟的所有领土都化为焦土，所有的国民都倒下为止；或者，以讲和或和平为目标，尽量整备出可以获得有利条件的政治环境？而这是不是要选择武力来做为技术上的手段？我认为都有必要先行确认……”
其他阁员都以困惑的表情沉默着，然而，他们困惑的原因或许不是事态的棘手程度，而是国防委员长的沉着及明晰的表现重重打击了他们原本对他根深蒂固的看法。不久之前，还是字典上“有职无权”这个词的典型例子的国防委员长，现在却以极为正确的洞察力及认识能力，把握了事态，向同事们提示了寻求最佳解决问题方法的捷径，而且还以极高格调的辨才作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