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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尚在母腹时，父母已将小孩奉献给主。做婴孩时，父亲天天抱着他，跪着向神祷告，小孩稍长，父母教他每日读经祷告，德生学会每日早餐前与黄昏时，走入自己房间去单独亲近神，发觉这是快乐的秘诀。
德生自幼就常听父亲和爱主的朋友讲论海外布道，尤其是当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之需要，父亲感叹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注意的目标啊！”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里，也就在彼时，他立志要来中国传道。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拜访自己的妹妹。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赞美神。
同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赞美衪”。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他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望之时，他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他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舍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
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我作什麽，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不曾离开我”。从那时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布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从师于哈迪医生，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我们岂可置之不理?……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
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