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宝真家院墙南面是一片空场，南侧是一条过道，北侧是“碾道”，有一个公用的碾子，周围人家碾米、轧玉米面都来这里推碾子。小过道里边，也就是在李家和朱家的西面，住的是开过杂货铺的老张家和经商开过大店铺的南陈家。
在李宝真家南边空场兼过道的南侧，是老朱家的宅院。老朱家位于林家胡同的西南角，临街是一层坐南朝北的倒房（前窗户在北面），院里还有一层正房，也是砖瓦房。日伪时期这里曾是日本顾问的住宅，土改后分给卖豆腐脑的朱家老哥俩。朱家老大未娶妻，与胞弟朱老四一起过，他们本来在西北隅租房居住（与西北隅的朱老三也是同胞兄弟，西北隅的朱老二、老七、老八、老九是同胞兄弟，他们朱家弟兄都是一爷之孙），土改中就要了林家胡同南口这层房。朱家哥俩的岁数与孟宪增差不多，我母亲称他们为大叔、四叔，我称他们为大爷、四爷。朱四爷的长子朱宝华、女儿都比我大，次子朱宝生与我同龄，三子朱宝和比我还小几岁。只是朱家院墙门口不在林家胡同内，而是在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寺街）上，门朝南开，从门口说就不算林家胡的住户了。
老朱家西北面的老张家是一层五间比较低矮的砖瓦房，土改后张家老掌柜的已经故去，杂货铺也不开了，只靠土地为生。长子张泽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家里只有次子张顺、三子张千和母亲一起生活。张顺张千的年龄和我老叔孟庆雨（1年生）上下差不多。我称张顺、张千为二叔、三叔，称他们母亲为大奶奶。因为张家的门口正对着小过道，也要从林家胡同进出，所以应该算林家胡同的住户。
在张家的南面、老朱家的西院是南陈家，这是个两进三层的深宅大院，三层正房都是足五间的砖瓦房，每两层房中间还各有东西厢房，都是三间的砖瓦房。南陈家的前门也是正门在白塔寺街上，后面的院里也有个后门朝东开，与北院的老张家的门口相邻，也就是说林家胡同的小过道在里面又向南拐了个弯，与南陈家的后门也相通，但是南陈家院里的人除了到邻家胡同的人家串门外，很少走这条小过道，所以，不应算是林家胡同的住户。据说以前南陈家的老掌柜的在世时曾经开过几个大店铺，比较阔气，才盖下这处深宅大院。后来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分家单过，到日伪时期就败落了，蓟县城里的店铺都没有了。解放前夕，南陈家的老大（不知名子）夫妻二人在外地开店铺做买卖，大概是因资不抵债，把儿子陈德仁（1年生）托付给二弟陈维新，夫妻二人双双上吊自杀。陈维新把大哥的遗孤抱回蓟县家里抚养。陈维新那时在北京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会计），母亲和妻儿在家种地，他的长子陈德光与我同龄，他妻子也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只是辈分高，我称陈德光的母亲为“二奶奶”，称他祖母为“老太太”。他们家住在南陈家大院的中间那层正房里。南陈家的老三是陈维成，我称他们夫妇为“三爷”“三奶奶”，他们的长女陈秀圆比我还要小几岁。他们住在陈德光家前院的西厢房里。南陈家的老四没见过，不知是在外地还是去世了。老五陈维周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五爷”“五奶奶”，老六陈维宇在县政府上班（从财政局退休），妻子在家务农，我称他们夫妇为“六爷”“六奶奶”。据说老五老六是亲哥俩，他们分别住在陈德光家前院临街的倒房和东厢房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比我小，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什么原因（南陈家并不是地主富农成分，可能是中农成分），南陈家后面那层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在二次土改中分给了李坤家（也可能这个院子是陈家老大的，和城内其他随顽军西逃北京的非剥削阶级家庭一样，留下的房子和土地在二次土改中视为无主财产分给穷苦人家了）。
李坤本来在南城根住茅草房，后来搬到南陈家后院，比陈家弟兄的住房还宽敞了许多。李坤有三个儿子，长子李世义比我大两三岁，次子李世存与我同龄，三子李丗奇比我小两岁。李坤在李家排行最末，我要称李坤夫妇为“老爷”“老奶奶”，称李世义弟兄为“叔叔”。李坤是“扛大个”的（搬运工人），公私合营后在搬运工会上班，家里也是农业户。李坤家往南可以穿过陈家的堂屋到白塔寺街，往东可以走林家胡同。所以李家可以算半个林家胡同的住户。
林家胡同没有公用的水井，因为这里的水脉都是苦水，孟家菜园和成家菜园的井水都是苦涩的，只能洗涮，不能饮用和做饭。甜水井都在别的胡同，北面的住户要去南四眼井挑水，南面的住户要去老宋家院外的大井（现在的工业局院内）去挑水。
1年夏末秋初，当时正是大跃进和吃集体大食堂的年代，蓟县人民医院要扩建，就把林家胡同路东的一户及路西从李宝真家以北的孟家、成家共户人家的房屋和宅院全部拆迁了。同时还占了孟家已经入社的园田和位于孟家园田北面，成德才和成兰甫家西面的老潘家的园子的一部分。老潘家的门口在南四眼井胡同内。他家也有大菜园子，东半部的南面是孟家菜园，西半部的南面是塔东胡同老钱家的菜园子。这次县医院以孟家菜园的西墙为界，南面到林家胡同通往南陈家和张顺家的小过道和张家后院墙，北面到四眼井胡同。扩建后，林家胡同的南段还保留了二三十米长的为张顺、李坤两家所独享的“死胡同”（蓟县人称只有一个出口的胡同为“死胡同”），胡同的北面是县医院，东面是编织社和手工业局。到了1年以后，林家胡同南端的张家、李家、和白塔寺街上的朱家、南陈家，以及塔东胡同路东的几户老钱家，南四眼井胡同里路南的老潘家，老周家，路北的老任家等先后都搬迁了。这样从塔东胡同以东，白塔寺街以北，南四眼井胡同以南的一片民宅和园田菜地，就全部消失了。
与现在的拆迁不同的是，我们林家胡同最早拆迁的户人家，正赶上刮“共产风”，村里不给房基地（那时城墙里边就有许多菜园子，可以当房基地，1年后这些菜园子都变成了新的房基地），不许建新房，只给拆迁费，可以用拆迁费购买旧房。那时的拆迁工作很好做，老百姓也听话，没有人敢和政府讨价还价。因为在旧社会，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要“征用”民宅，都是不给任何报酬的。共产党政府不白占老百姓的房子，还给拆迁补偿费，老年人们就很知足了。
我们这些拆迁户，都是在西南隅之外买的房。
成德才家在西北隅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甫家在东南隅村买了半层（两间半）正房（草房），半个宅院；成兰贵家在西七园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李宝真家在东南隅村买了三间正房（小瓦房），一个独院；我二叔孟庆华家在东北隅东大街路北买了三间西厢房（砖瓦房），半个小院；我二爷和我老婶在东南隅成兰甫家新买的宅子后院，买了两间半正房（小瓦房），一间半小棚子，半个宅院；我家在西北隅钱家胡同买了半层瓦房（两间），半个宅院。
这次拆迁是蓟县城里第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总的看是老百姓吃亏了，各家的住房面积没有增加，有的反而减少，宅院面积普遍减少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也没有表示反对的，只能认命而已。这样一来，我们钱家胡同的这几家老邻居、老乡亲就分散到三四个村子里去了，虽然大部分人还在城里，可是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比我年纪大的我还能认识，后来在街上见面也打招呼，那些比我小的孩子长大以后，走对面我也不认识了。
林家胡同北侧正对着的一条小胡同，叫星星石胡同（据说是因胡同口从天上落下块陨石而得名），这条胡同的南口胡同南口正对着林家胡同北口。星星石胡同比较窄，可以走马车走不了汽车。我小时候，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只在路东有一户人家，就是杨永富家。他家的南墙外是四眼井胡同，东院是刘家老店和南大街路西的其他店铺宅院。杨家的房子不多，菜园子很大。路西是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大院墙。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杨永富家的大菜园子又被商业部门扩建占去了一大半，星星石胡同的南半部就容纳在商业局大院里了。杨家只在自家大院的南侧——四眼井胡同路北的位置，剩下两层房的宅院，现在杨永富的儿子杨俊亭和杨俊青家还住在这里(梅花楼与鼓楼广场的南侧古建筑式的楼房之间那两家店面式小楼房)。星星石胡同的北半部有一眼公用水井，这里住着麻、宋、方、蒋等几姓人家，其中姓麻的是大姓，有好几户。北面有两个出口，都在西大街上，东面一个出口，位置在西大街现在的鑫龙商城西面的公共厕所处。西面那个出口有个弯绕过老麻家连通老爷庙对面的小空场（曾经是老爷庙的戏台），胡同口的对面是老爷庙的山门（现在的旅游局临街办公楼处）。1年西大街改造中，麻宋方蒋等人家全部搬迁，这两个胡同口也消失了。
不过，星星石胡同的拆迁户与林家胡同的拆迁户，虽然同是西南隅村社员，拆迁的政策和待遇差别是很大的。
杨家大院被县商业局扩建占地时，老城墙外面还没有形成西南隅新的住宅区，所以就给他家留下一块宅基地，使杨家用拆迁费盖了新房。西大街改造时，城内四个隅村民的住宅区已经扩大到老城墙外边，所以，拆迁户都在城墙外给的新房基地，各家用拆迁费盖起了新房子，他们都没有脱离西南隅村。因为，后来的拆迁政策宽松了，老百姓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了。向我们家用四间房的拆迁费和卖旧房料钱加起来才买两间房的现象，再也没有了。因为拆迁而减少房屋面积，降低居住质量的事老百姓不干了，给钱少了他们不走。不过，政府的拆迁工作也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做了。
现在，西南隅的林家胡同和星星石胡同，早已踪迹全无，只能成为老人们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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